20年前的访美手记（1）：美国老百姓的公德意识
作者按 二十年前的1998年，我应邀作为“国际访问者计划”的中国访问学者，在美国各地访问了一个月。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一位香港出身的同声译员与向导吴小姐，陪着我访问了近二十个城市，我坐在她的小车里，在美国大地上漫游数千公里，每天安排的日程如此密集、紧张而丰富，以至于回到旅馆自己的房间就埋头大睡。从南方牧场主，到公司白领小秘书，从众议院议员、大学教授到布鲁金斯智库中的青年学者，一个月时间里，我至少见到过将近一百个不同职业与不同政治观念的美国人。
回来以后，一位朋友建议我把这次旅行中的所见所闻，趁还没有淡忘以前，尽快地记录下来，并建议我一定要特别突出作为一个初访美国的外国人，观察这个社会时的第一印象。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从今天起，我将把归国后不久写出的旅行手记《彼岸归来的随想》分期发布，供各位朋友参考。
近年来，中美关系出现了紧张冲突，不久前中美两国的两位大领袖在日本的G20峰会上都强调中美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都表示要维护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二十年来，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远比我写手记时要丰富很多，发布此文，也是希望在一种比较视角下，提供一些个人的感悟与体会。
美国老百姓的公德意识
一个从来没有到过美国的中国人，要理解真正的美国，比一个从来没有到过欧洲的中国人要理解德国或法国，似乎更不容易。在电视时代，人类各民族了解另一个从来没有亲自去过的国家，主要是通过电视与各种传媒。我第一次去欧洲以前，通过电视传媒而在心目中形成的德国人与法国人的印象，与后来真实接触到的相比，似乎没有太多的区别。而在美国则不然。而电视中的美国形象与实际的美国差异甚大。美国的传媒所及，可谓铺天盖地。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多年，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了解，由于籍助于美国新闻网与其他传媒，从而远比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要多得多，（在美国访问期间，我还真遇到一位不知道中国有个城市叫上海的美国人。）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与一般百姓相比，在国内就有更为有利的信息条件来认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国家。电视与各种传媒的普及，固然有助于相互了解。然而，也许是由于美国人在电视新闻与传媒中显得太咄咄逼人，美国人在电视肥皂剧中的形象太强悍猛烈，久而久之。一种固定的“美国人”的形象似乎就挥之不去。说实在话，我这次亲自在美国本土所看到的和所接触到的美国人，与原先通过传媒所感到的，以及与自己原先想象的相比，要更随和、也更亲切。
没有想到，一般美国人生活竟然相当保守，而决非那么浪漫奔放。大多数家庭晚上九到十点钟就关灯入睡，汽车在旧金山郊外行驶时，车窗外的一家一家住宅灯光全无，所经之处，几乎就是一片漆黑。这种实际感受，与过去想象的到处都是灯红酒绿的夜总会相比，真可谓大有区别。
这种区别之所以产生，其最重要原因是，真正美国生活是如此平凡，以至于美国的电视与传媒（它们多数来自于美国自己的新闻网与其他电视产品）对这些司空见惯的事物不屑一顾。一切传媒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人们灌送“人咬狗”的新闻。浪漫的、奔放的、强悍而充满刺激的美国，是多元美国生活方式中的一个小部分，却占据了电视中的美国的一大部分，因而也成了没有来过美国的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的全部或大部。传媒对一种文化的真实形象的不自觉的“扭曲”与忽略，同样存在于美国屏幕上的中国对真实中国的“扭曲”与忽略之中。这也许是当今世界文化碰撞中颇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到美国，我特别感受到一般美国人对陌生人的友善。到华盛顿的当天，我在地铁车站里看路牌，一位大胡子残疾人就走过来问我，“你是否需要我的帮助？”，又一次，当我在街头寻找回旅馆的路牌时，又是一个青年人迎上来问我：“你需要我的帮助吗？”这一次，我好奇地用英语问他：“你怎么知道我需要帮助呢？”他微笑着说：“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你一定在找路”。
刚到美国不久，有位在美国留学的老朋友问我，你对美国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说最深的印象是没有想到美国一般人所显示出来的社会公德素质比我原先想象的要高得多。把美国小城镇说成是一个近似的礼义之邦，实在不算过分夸张，而小城镇则是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如果你在城市的大街上偶尔与一个陌生的行人目光相对，他或她会首先向你微笑。你的旅行包不小心碰到路上的行人，被碰到的行路人居然会先向你表示歉意。甚至有时他会主动赶上来向你打个招呼。
我感触最深的是，美国人对陌生人的信任似乎是一种长期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习惯。我在离开南卡罗莱那州的察尔斯顿的一家旅馆时，发现用电脑打印的账单上，多算了一笔电话费，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在旅馆里用过电话，他们连头都没有抬，就把这笔多算的钱款退还给了我。他们宁愿相信我本人，而不相信电脑。
另一件事也很说明问题。我在美国经常逛书店，有时从一家书店刚购了几本书，就进了另一家书店，为了避嫌，我往往会主动地向店员说，这是我刚从其他地方买的书，是否可以放在什么地方？对方总会简单的说：“No problem, please come in" (没问题，请进吧。) 于是，我就带着大包从其他书店新购的书走了进去。在麦迪逊是如此，在纽约、旧金山也是如此。
当然，这种对陌生人的信任的态度习惯，之所以流行于社会而一直没有受到破坏，完全取决于整个社会道德风气是否足以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很难设想，在国民整体道德水准很低的情况下，人们对陌生人还会保持这种信任。美国人对于说谎者之所以如此不能容忍，是因为这种习性一旦形成，就会对互信构成最大的威胁。如果人们希望享受这种互信的风气给自己带来的方便与温馨，他就应该自觉地遵守共同约定的游戏规则。
有一件我亲历的事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与陪同我的翻译吴女士到达蒙太那州的一个小城波斯曼（Bozman），由于我们的行季没有随机到达，当时已经是晚上近九点钟，下一班飞机至少要明天才到达，整个候机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而在运送行李的传送带上，不知是哪位乘客的几件大行李还没有被人来领取，它们在传送带上不停地沉默地兜着圈子。没有一个看守它们的人，而此时如果有人从传送带上把它们顺手牵羊，然后放到几步之遥的门外的汽车上一走了之，实在是不费吹灰之力。直到我们空手离开机场去旅馆时，那几件行李还在转动着的传送带上无人认领。后来，我们的行李由机场的专人送到旅馆来了。据吴女士告诉我，在美国乘飞机，行李被误送到其他地方去了，这样的事常会发生，但偷拿别人行李的事在美国好像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一件美国人自己决不会注意到的小事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意义，对我个人来说极为重大。美国人对人的信任习惯与这个民族普遍的社会公德水平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个民族的民性，与制度结构的关系，往往也可以从这种小事中看出一个大概。
美国人做生意时为顾客着想也着实令人惊讶。我在蒙太那州的一个小城波兹曼（Bozman）的一家文具店看中了一架打印机，正准备付钱买下来带回中国，那位售货员小伙计得知我是从中国来的以后，他就马上对我说，“我建议你不要买，因为这些都是中国生产的，你回国后买肯定比这里便宜。”为了使我相信，他还特地把那架打印机翻了个身，让我看出产地天津的标识。我确实感到很惊讶，他为什么那么为我考虑？做成这样一笔生意，对他和他的公司不是更好吗？他不这样提示我，不是也完全很对吗？人们总是说，商人都是唯利是图的，那么，这位伙计又唯什么是图？
我原先总以为，美国人缺乏人情味，因为商品化社会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得特别冷漠。人们都是这么说，我想这也许是事实。然而，有时一件在美国极其普通的事所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那种友善、温情却给人印象深刻。有一次，我到华盛顿的一家很大的书店里去买书。我发现，在书店的一个角落，放着几排椅子，前面一张铺着台布的桌子上放着几瓶甜酒。显然，那儿正在举行一个家庭的聚会，可能是为了庆祝他们家中的一个年青人成年或其他什么喜事，也许是因为书店里有一种特别值得珍惜的书卷气的氛围，家族庆祝会安排在这儿举行。来宾有老有少，为了不影响书店的其他读者，他们的掌声很轻，笑声也很轻，但作为一个旁观者，却可以从这些笑声中听出一种特别的温馨。
当然，美国很大，各种类型的家庭都会有，美国破离的家庭为数众多，但这场书店中的家族聚会却十分真切地使我把握到一种十分美好的感觉。我想这至少是真正的多元的美国的一个部分，一个常常被我们不了解的部分。一小时以后，当我从书店的另一角落重新回到那里，曲终人散，只有几个参加聚会的人还在那里轻声细语地互道平安。
我在黄石国家森林公园里，确实感觉到美国人的那种文明水准，整个森林公园数百平方公里，汽车所过之处，满目绿野，真正可以体会到我们能在文学作品中读到的“湖泊如镜”。
在那儿，碧清的温泉冒着白气，你可以透过泉水，看清水底下十多公尺深处的礁石，产生一种神奇的遐想。
然而，更使你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四周是如此清洁，汽车在森林公园的柏油马路上开了整整一天，却始终没有看到地上有一个烟头，一片纸屑，而且，所到之处，似乎也没有见到过什么清洁工人或卫生监督员。当我既将离开公园时，突然见到了这样一幕情景：一个妇女让她那刚会走路的孩子蹲下身去，把一张纸片捡起来，然后，这孩子蹒蹒跚跚地把纸片扔到几步路以外的废物箱里去。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除了我，谁也没有注意这件事。
另一件使我感到与中国非常不同的事，那就是美国的动物一点也不怕生人。那一天清晨，我一个人在察尔斯顿的一个教堂墓地散步，突然，一只小猫，从不知那儿窜了过来，它看了看我，一点不害怕，居然走近我，在我的裤脚边嗅了嗅，就与我玩了起来。这在我的生活经验中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为什么动物不怕生人？因为在美国，没有人会对动物安全造成威胁，动物就失去了怕人的本能，不仅鸽子是如此，连猫、甚至连黄石公园里的小松鼠也是如此。
最有趣的是黄石公园里，我们在傍晚的公路上，看到一群真正的野牛。它们慢慢悠悠地走着，公路上挤满了大大小小地汽车，一动也不动地耐心地等待着这些“贵族”，而这些野牛却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依然是那样慢悠悠地走着，仿佛这儿本来就是它们的世袭领地。
这一场景，甚至没有任何人按喇叭。
对此情景，我内心颇油然产生一种感动。这件事反映的不仅指的是人与动物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从中看到美国人身上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自觉，已经在动物的行为方式上产生了影响。
至少我认为，我所亲自感受到的美国人的普遍守法意识、对人的尊重，彼此之间的信任与礼让，也许是美国公民生活得以支持的重要的因素，它们正是公民政治的所需要的内在的精神素质。
事实上，一般美国人确实似乎不太关心政治，只要读一下美国所有的大报，每天的日报，往往厚达数十页，而国际版消息往往只有一页，国内消息也只有两页，而体育消息却往往有五六页。另外，我在美国许多普通书店里感触颇深的一点就是，政治书籍比我原先想象的要少，政治书往往放在哲学之类的书中。由此可见一般美国人对政治理论并没有多大兴趣，尽管如此，公民政治在美国却运行得相当成功。
美国人在自己实际的经验生活中恰恰是道道地地的政治动物，他们比任何其他民族更懂得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自己的约定俗成的习惯，去保护自己的权利与利益。与政治理论相比，美国人的内在的习俗中就有着许多对公民政治运作来说更为重要、更为珍贵的东西。
美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公德水平使我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经济发展，教育普及、物质进步、都市文明的兴起，对于发展一个国家的民主生活固然重要，但这些东西并不是公民政治的充足条件，公民政治还需要一种更深层的道德因素的滋养与支持。只要有了这些因素，那怕人们表面上并不如我们原先以为的那样关心“大政治”，良性的社会制度也会由于有无形的精神的支撑，而相当有序地运行下去。
由此可见，公民政治既需要经济发展，又需要人际关系中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真正有效的公民生活所需要的条件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性。
在离开旧金山回国以前的那一天晚上，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当地朋友在柏克莱分校新闻学院，专门为我开了一个座谈会，人们问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美国的市民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精巧的整体，它是由许多历史上形成的因素结合而成，每一种因素都与其他因素相互依存，无法分开，例如精神因素所起的作用未必小于经济因素。在构成美国市民社会政治的诸多因素中，有些东西中国人是很难一时学到的。中国人要走向本国特色的民主，实在还要走好长的路。
当我说完这段话时，一位来自中国清华大学的年青朋友听了很不以为然，他可能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以为我认为，中国人不配实行民主。实际上我想强调的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只有了解民主有效运作的复杂条件，我们才能使中国社会发展更为健康而谨慎。正因为如此，在学习西方公民道德意识方面的经验时，与其因为看到民主政治有如此好的功效，而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大跃进”，不如因为看到建立公民政治的条件的复杂性，而采取更为谨慎而现实的步骤，培育鼓励与发展一个社会的公民道德。